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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91 吳昌碩 1920年作 篆書「天隨之書院」·刻「天」、「隨」青田石印對章·自用印泥三盒 鏡心

篆書「天隨之書院」·刻「天」、「隨」青田石印對章·自用印泥三盒
拍品信息
LOT號 3391 作品名稱 吳昌碩 1920年作 篆書「天隨之書院」·刻「天」、「隨」青田石印對章·自用印泥三盒 鏡心
作者 吳昌碩 尺寸 34×105cm;印章1.3×1.3×6.2cm×2 創作年代 1920年作
估價 800,000-1,000,000 成交價 RMB 3,680,000


【釋文】天隨之書院。
天隨復出,有家若浮。
且讀且游,似漁似鷗。
茶灶筆床,江湖散愁。

【天隨】隨順天然;純任自然。《莊子·在宥》:「尸居而龍見,淵默而雷聲,神動而天隨,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。」唐·李肇《唐國史補》卷下:「吾之于五弦也,始則心驅之,中則神遇之,終則天隨之。」
吳昌碩書法著力于《石鼓文》,深研數十年,他寫的石鼓文,自出新意,用筆結體,一變前人成法,力透紙背,獨具風骨。吳昌碩書法以篆書聞名。他在跋《石鼓文》中說:「石鼓文辭既深,典出入《雅》、《頌》,而書法淳質,是史籀跡。」并認為古篆籀是中國書畫藝術之源。此件《天隨之書院》創作于吳昌碩77歲之時,是其「食金石力,養草木心」的最佳演繹書寫章法嚴謹,松弛有度,從這幅作品中不難看書其書、畫用筆的高度統一。

初以篆刻名于世,晚復肆力于書畫。書則篆法獵碣,而略參己意,雖隸真狂草,率以篆籀之法出之。畫則以松梅,以蘭石,以竹菊,及雜卉為最著,間或作山水,摹佛像,寫人物,大都自辟町畦,獨立門戶。其所宗述,則歸墟于八大山人、大滌子。若金冬心、黃小松、高且園、李復堂、吳讓之、趙悲庵輩,猶驂靳耳!
—諸宗元

古拙遒勁—吳昌碩書法藝術
紹興諸宗元在《缶廬小傳》中,有如下評述:「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已意,雖隸真狂草,率以篆籀法出之。」一語道中了昌碩先生書法上的藝術特點。
昌碩先生自己在題《何子貞太史冊》詩中也這樣說:「我書疲苶烏足數,劈所不正吳剛斧。曾讀百漢碑,曾抱十石鼓;縱入今人眼,輸卻萬萬古。不能自解何肺腑、安得子云參也魯?強抱篆隸作狂草,素師蕉葉臨無稿。」這里,「曾讀百漢碑,曾抱十石鼓」,不正是概括地說明他自己書法上的特點嗎?
在書法上,他孜孜地勤學苦練,求深求精。早年家貧,無力購買紙筆,每天清晨和耕余時間,總在檐前磚石上用禿筆蘸水練字,認真臨摹,從不間斷。他首先從學楷書打基礎,初學顏魯公體,后又轉學鐘繇體,自稱「學鐘太傅二十年」。他也曾傾向過黃山谷。為好友蒲華寫的墓志銘,最可說明這一點。繼之學行草,行書初學王鐸,后冶歐、米于一爐,書來剛健秀拔,自創新格。草書則致力于《書譜》《十七帖》,后旁及其他名家手跡。
當今大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是昌碩先生入室高足,他作如是稱頌:「行草書,純任自然,一無做作,下筆迅疾,雖冊幅小品,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勢。此法也是先生開之。」又說昌老書法寫來「遒勁凝練,不澀不疾,亦澀亦疾,更得錐劃沙、屋漏痕的妙趣」。昌碩先生的隸書,早期以臨《漢祀三公山碑》為主,其結體喜長形而自立新意,有在「裴岑」與「褒斜」之間的神味。
嘉慶、道光以后,漢魏碑志大量出土,這予研究經史學者是一份寶貴資料,同時也為書法界開辟了一個新紀元。在當時一門「帖學」之外,又增添了一門「碑學」,甚至「碑學」大盛而取代了「帖學」,導致書法界起了變革波動,有人就大膽地打破了過去墨守二王遺風、陳陳相因的傳統局面,試以新的創造,走新的路子。例如鄧石如就是用隸書筆法寫篆書,把過去數百年來了無真趣的規行矩步的作篆筆法完全打破了,闖出了一道新人耳目的舒暢凝練的筆路;伊秉綬則用篆書筆法寫隸書,一掃當時隸書上的呆板習氣;而楊峴更以寫草書的方法來寫隸書,書來氣勢宏偉,不可一世。類此食古而化創立新意的現象,竟成了一時之風尚,凡此種種對素性「不受束縛」的昌碩先生來說,必然受到間接或直接的影響。
吳昌碩先生早年就愛篆刻,學篆是他非常重視的一件大事,他深愛《石鼓文》的氣勢郁勃、韻味醇厚,就選定了臨摹《石鼓文》為主。古人對《石鼓文》有很多評述,唐代韓愈《石鼓歌》云:「鸞翔鳳翕眾仙下,珊瑚碧樹交枝柯。」宋代蘇軾在《石鼓歌》中稱它:「上追軒頡相唯諾,下揖冰斯同鷇彀。」說其文字兼有古、今二篆筆意的神韻,入之極難,故學篆者往往視為畏途不敢就道,但昌碩先生則偏向畏途邁進,其膽識和般力,不得不令人佩服。
考《石鼓文》在最近始認定是先秦遺物,非舊議為周宣王所作,其存世拓本,書法界認為特別名貴的凡四種,以明嘉靖年間錫山安國十鼓齋所珍藏之前茅本、中權本、后勁本等三種,與浙江鄞縣范氏天一閣所藏的松雪齋北宋本一種,共四種可稱最古之拓本。但安氏十鼓齋珍藏之三本,悉早已為日本人所得而流入異國,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本亦已遺失,但此北宋本幸在嘉慶二年(1797年)曾由海鹽書法家張燕昌雙鉤摹書留下遺貌,而由阮元為之刻石留于杭州府學明倫堂。據阮元自題中說:「元于嘉慶二年夏,細審天一閣本,并參以明初諸本,推究字體,摹擬書意,囑燕昌以油素書丹,被之十碣,命海鹽吳厚生刻之,至于刀鑿所施,運以意匠,精神形途,渾而愈合。」故據此而知此拓本已經阮元整理而雙鉤之,畢竟非先秦遺物,推查昌碩先生早中年時代,安氏三本尚未影印問世,范氏藏本又遭遺失,因是昌碩先生所臨《石鼓文》只有阮本。
昌碩先生從藝的態度是「畫當出己意,摹仿墮塵垢」。對于書法亦然,要「出己意」。所以他臨摹《石鼓文》,并不刻意于一筆一畫的摹仿,而是不斷以秦權量、瑯琊臺刻石、峰山碑等之筆意化為己意出之,自謂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」。他曾試圖以自創放縱形體的《石鼓文》,向乃師楊峴請教,楊并不贊同,以為不然,回書曰:「……尊篆有團結欠緊處,團結欠緊正是不拘束之流弊。」
昌碩先生在80歲高齡時,曾在他60余歲時寫的一堂《石鼓文》屏條,作如下題句:「此予十余年前所作書,未署款,曩時用筆嚴謹之中寓以渾穆英英之氣,蓋正專力于泰山石刻,禪國山碑之間。「(此件為筆者珍藏)其時他所書《石鼓文》已卓然自成一體,但從題句中可以領會到他并不滿足于當時固有成就,依然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探索不懈,其精神實令人折服。
昌碩先生前后臨摹若干本,已無法查考其數字,但其中四本最為著名:
①昌碩先生59歲臨本(1960年,日本平尾孤往發表在第101期《書品》)。
②昌碩先生65歲臨本(1910年,上海求古齋以石印問世)。
③昌碩先生72歲臨本(1915年,「苦鐵碎金」發表,西冷印社出版)。
④昌碩先生75歲臨本(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影印問世)。
在昌碩先生65歲臨本中自題有:「余學家好臨《石鼓》,數十載從事于此,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。」(見錢氏銘刻本附記)沙孟海先生對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」特別提醒大家說:「這句話大可尋味,我看他四五十歲所臨《石鼓》,循守繩墨,點畫畢肖,后來功夫漸深,熟能生巧,指腕間便不自覺地幻出新的境界來,正如懷素《風廢帖》說‘今所為其顛逸全勝往年,所顛形詭異,不知從何而來,常不自知耳。’懂得這個道理,才能鑒賞先生晚年所臨《石鼓》的高妙。」(見《沙孟海論書叢稿》第208頁)
昌碩先生在詩中自述曰:「年學書欠古拙,遁 入獵碣成珷玞。敢云意造本無法,老態不中坡仙奴。」他畢生竭力探索書法藝術的「古拙」,要有「書味出唐虞」的古趣。但他更主要的在于一個「化」字,如何食古而化?他反對泥古,說今人但侈慕古昔,古昔以上誰所宗?他還要「古人為賓我為主」以役古人,他始終不倦地力索化新意于「古拙」之中,以求古與新的統一。
康有為認為:「《石鼓文》既為中國第一古物,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。」昌碩先生非但把《石鼓》作為第一法則,認真地繼承下來,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并不為這第一法則所束縛,而是參以其他篆法化為「已法」,成為新意出之。所以他寫出的《石鼓文》貌拙奇古,氣韻酣暢,而又凝練遒勁,自立新意異樣的「古新統一」的獨有姿態。他寫《石鼓文》老而彌精,精而彌化,化于行草書法中,化于繪畫中,他「悟出草書藤一束」來寫葡萄,興來時「強抱篆隸作狂草」,猶是筆走龍蛇,風云滿紙,有時「興來湖海不可遏」以畫梅,「是梅是篆了不問」,梅與篆融為一體,說明他的畫法有源于書法,其筆勢雄渾蒼勁,奔騰馳騁、嘆為觀止。
文 ︳吳長鄴

來源:天野源太郎是昭和13年日本紳士錄有記載的天野時計寶飾品(株)代表取締役,有名實業家。公司所在地當時東京都淹野川區田端町。不僅是知名實業家,對繪畫也非常感興趣。是當時著名日本畫家菊地桂月的弟子。作為畫家的號為「天隨」。而且因工作多次訪造中國,經田口米航介紹結識了吳昌碩,作品的風格受到很大影響。因本職工作忙碌,繪畫沒有較大進展。出于敬慕請吳昌碩刻了多枚印章一生珍藏。

卡塔尔下注